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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之外的多國金融市場繼續因美元暴漲而備受煎熬，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因美元走強、借貸成本高企和資本外流“三重打擊”而一籌莫展，本幣兌美元匯率大幅下挫的日本、韓國近期啟動匯率保衛戰時，世人看到的是當今世界極其殘酷的金融競爭格局和美元霸權的冰冷映照。

盡管日前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集團2022年年會高度關注發達國家收緊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溢出效應，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還敦促政策制定者降低通脹、實施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并維護金融穩定，但在美國主要政策制定者看來，世界經濟與金融市場的諸多棘手問題似乎都與美國無關，按照總統拜登的邏輯，他不擔心美元暴漲，而是擔心世界其他地區，“問題在于其他國家經濟增長乏力、缺乏健全的政策”。言下之意，日韓、歐洲以及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遭遇的貨幣貶值、通脹上行等都是自找的，不要從美國那里找原因。美國財長耶倫也堅持認為，目前的強勢美元是“市場化美元匯率”的結果，在抗擊通脹是拜登政府首要任務而且美國通脹率仍然遠遠高于目標的前提下，各國不要指望美國收回貨幣緊縮政策。一言以蔽之，華盛頓堅持認為美國不是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策源地。

不過，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明確指出，在委員會持續監測金融脆弱性和金融穩定風險的同時，也需通過宏觀審慎政策來防范金融環境收緊下不斷上升的系統性風險。而了解國際金融市場運行機制與貨幣政策傳導機理的人都知道，當今世界有能力“收緊”金融環境的主導性力量非美國莫屬。鑒于美元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元在幾個月內如此大幅走強，對幾乎所有國家的宏觀經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而美元升值10%對通脹的傳導率平均為1%。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對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資產負債表都產生了巨大沖擊，進而導致債務困境加劇。因此所謂“不擔心美元暴漲，擔心的是世界其他地區”的表態，實際上是一種赤裸裸的甩鍋。

以日韓為例，兩國央行近期可謂“同病相憐”，在面對各自貨幣淪為“亞洲表現最差貨幣”時一籌莫展，幾乎翻遍政策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包括動用大當量的真金白銀——外匯儲備以期穩住匯率，但依然收效甚微。其中的關鍵原因，就在于兩國的絕對金融實力敵不過美元的強勢。也就是說，在美元面前，日韓干預外匯市場是拿真金白銀穩預期以保命，而市場投機者則只要順勢而為就能博得更大收益，這使即便兩國央行動用大量外匯儲備也難真正起到定盤星的作用。特別是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面臨貿易和經常賬戶的雙赤字在實體和虛擬經濟兩個領域產生一定程度的惡性循環：日元貶值引發資產價格下跌，賣空力量增強又在倒逼日本政府調整貨幣政策，但是日本央行投鼠忌器，不敢輕易邁出為赤字融資這一步，已在一定程度上淪為美聯儲政策的提線木偶。

在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深度受制于美元霸權的條件下，苦于美元霸權久矣的國家有的正在大幅干預市場，拋售美元并買入本幣，打響“逆向貨幣戰”，盡管迄今收效并不顯著，但若不自救恐將跌入深淵。這樣的自救也令市場人士廣泛猜測，接下來是否會因此孕育出某種程度上的“一致行動人協議”，包括簽署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式的文件以促使美元貶值、緩解各國貨幣壓力。

筆者認為，從技術層面和政策可能性來看，全球貨幣金融市場短期內要想趨于穩定至少需要三個前提：一是市場要能看到美元走勢趨穩的曙光；二是各國央行主動進行貨幣政策調整，或與美聯儲保持較強的政策協調；三是在即將召開的G20巴厘島峰會上，主要經濟體與IMF就穩住市場匯率達成共識。但處于強勢狀態的美國,不大可能在通脹依然處于高位的情況下輕易放松貨幣政策，預計今年底到明年上半年各國經濟仍將處于煎熬之中。（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關鍵詞： 貨幣政策 新興市場 美元霸權